小时候村里人家都没有电视，其实七零年代末城市里电视机也没有普及。还记得在济南军区指挥自动化工作站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技术室室主任姜岩飞把他父亲家的旧电视搬了来让我们这些学电子的鼓捣着玩，姜主任的父亲是姜春云先生，当时贵为山东省省委书记，那台旧电视据姜主任说好像是其父七零年代在泰安任职时用过，这是一台十七八寸的黑白电视机，据姜主任说那时能拥有这样一台电视机也不错了。当时像这样的人家都以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而心满意足，何况广大平民百姓？可见当时物质财富的贫乏，而经过文革的洗礼，大多数娱乐形式都被当作毒草铲除了。
城市尚且如此，乡村自不必提了。文革中传统戏剧不让上演，仅上演可笑的样板戏，导致改革开放后，农村没戏可演。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娱乐终端——“广播”，广播是结构简单，声音容易失真但尚能听清的一种有线接受设备，一般是以县为单位的范围内建立起全县联网的广播系统（现在好像全国都没有了吧，广播也应该算作文物了），但广播里播出的内容大都是新闻和国家政策，或者某镇某村某人的光荣事迹。1976年几位伟人逝世的消息也是从广播里传出来的，据说最初听到这些消息的村人大都呆住了，之后号陶大哭，仿佛天塌了，我那时尚不记事，混沌的记忆里好像是有不少人在哭。
八零年代初广播还存在于我的老家，可能也存在于全国其他农村。不过随着七九年的改革开放，广播的娱乐性也越来越强了，能放点儿黄梅戏、吕剧或者相声什么的，偶尔也能播一些当时的流行歌曲，其实都是“流行”了好多年的，比如《沂蒙山小调》、《南泥湾》等，最吸引人的要数广播里播放的评书——《岳家将》、《呼家将》、《杨家将》等，由此成就了一批老艺人，刘兰芳、单田芳这些人成了村人的偶像。每到播放评书时间，大伙都搬一张小板凳，围着广播坐成一圈，可见“人民需要娱乐”。不过这段记忆有些模糊，另一种印象是，这些评书是收音机里播出的，而非广播，不过，那时连收音机在农村都没有普及。
电影成了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乡村条件简陋，电影都是露天播放，电影成了我们具象地了解外面的世界的主要方式，有些农人一辈子都没出过远门，没到过城市，但是通过电影，知晓外面有一个神奇的花花世界，尽管那些电影现在看起来大都是较为朴素的。城市里那个时期也有露天电影，记得有支歌的名字叫《露天电影院》，词曲写的一般，没有流行起来，但这个现实的歌名勾起了人们的许多回忆。
那时候乡镇不叫乡或者镇，叫公社，这个名字很莫名其妙，大约跟巴黎公社有点联系，而商店还叫合作社。现在有些老人还把乡镇政府驻地叫公社，把商店叫合作社，把姑娘叫成“识字班”，“识字班”是比公社和合作社更老的词，语文出版社出版的《莒县方言志》里如此解释“识字班”一词：战时（主要指建国前夕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未婚女子的一种学习组织，现在还用来指未婚女青年。
每个公社都有一个放映队，其实一般也就是由两个放映员组成，我们公社两位放映员都姓刘。由于挨村放映，他们几乎认识全公社的人，所有的人也都认识他们，他们一般用小推车推着电影机和发电机隔村去放，走在路上时总会有孩子们向他们探听放影信息：“今天哪庄演电影啊？”我们那习惯把村叫庄。
故乡保留了太多的古词古音，以至于我们普通话都说不好，山东男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学历多高口音却怎么也改不掉，如迟浩田、张万年、姜春云、宋平（宋先生出生的村子和我们村仅隔一座不大的山）、李肇星这些身居要职或曾显赫一时的人物都讲着一口土得掉渣的山东话，我在南京某军校（该军校所在地曾经是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猎场）进修时，某天坐在山坡上与同学聊天，山脚下走过两位将军，其中一位将军老远听到我说话就操着浓重的山东话搭碴说：“听口音是我老乡！”此人是某省省军区司令员，来这座“四面环山一条路，中间夹着两水湖”的军校开会。这座军校四面环山只有一条隐蔽的水泥路从遥远的大路上叉出来弯弯曲曲抵达军校大门，山上山谷都是茂林修竹，还有一些寺庙，据说还有狼出没。校园里有两个深不见底的潭，潭里有鳖，更使这两个水潭显得神秘莫测。提到这所军校的大门口，让我忆起关于我的一件往事，军校学员是需要站岗的，那天天快亮时轮到我站岗，站完我的时段后，接岗的人睡过了头没来，于是我又坚持了半个小时，那位同学还没来，我便把冲锋枪往岗亭一扔，自己回去睡觉了。此时到了早操时间，这所军校的最高长官大队长及全体学校领导也亲自跑步，经过大门口时，发现没人站岗，只有冲锋枪傻呵呵地立在那里，当然要追究责任人了，结果各打五十大板，我和那个未接岗的同学每人写了一份检讨书，好在没给我们处分。我想我的文笔在那段时间有了质的飞跃，因为短短的一个月内写了三份检查，除了上述检查，还有一份记得好像是跟老乡们夜不熄灯偷偷打“够级”（山东人必会的一种较复杂的扑克玩法），另一份则是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与同学打闹，不幸又让爱散步的大队长撞见。这些检查需要很聪明地写，既要让领导觉得你认错态度端正恳切，又得让领导感觉“罪不至死”，甚至可能的话，通过字里行间的心理暗示，让领导感觉你非但无过，反而有功，另外，还得顺便露一露自己的“一手好字，二分才情”。这样我的文笔能不进步吗？想想我真是不可救药，作为军人都如此顽劣，比孙悟空还反斗。
山东女子的普通话却说得很好，许多优秀的演员和女主持都出自山东：如倪萍、陈好、秦海璐等等。据说文学水平越高的人普通话越差，可能有一定道理吧，我的普通话就很差J。
我们打听在哪个村子放映，如果是很远的村子，我们便会算计何时能轮到我们村。如果是不算远的村子，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喊上伙伴们三五成群地去看，有时我们会走很远的山路去别村看电影，有时还要经过一些传说闹鬼的墓地，比如由于修道，古乍石村路边坡上路出了半个墓穴，晚上更加恐怖，况且我们是小孩子。而那时放映都用发电机，所有的村子几乎都还没通电，当然也没有路灯了，赶上月黑风高的夜晚，我们只有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了，而有些人又偏爱编织鬼故事。
早些时候电影放的大都是《地道战》、《地雷战》、《柳堡的故事》、《江姐》、《一江春水向东流》、《刘三姐》之类，由于某些影片反复播放，以至于我们连台词都能背得烂熟。到了后来慢慢地也开始放港片、外国片（特别是东欧片，跟当时政局有关吧）和国产的《少林寺》、《神秘的大佛》等功夫片了。
如果在我们村放，孩子们就早早地拿了板凳或者椅子来占地儿，占据有利地形对我们来说似乎至关重要，一般都是帮自家人占，有时也受街坊邻居委托帮他们占个把位子。甚至用石块摆成一圈或者用粉笔画一个大圈，言外之意就是圈内我已经占下了，后来的诸君另择别处吧。有时有人眼红你早早占下的有利地形，想侵犯你的领地，这时就会引起争吵，不光小孩子吵，大人也吵，有时会吵得很凶，打破脑袋的时候都有。可见大伙儿对电影艺术的喜爱，可见大伙儿对娱乐的需要，可见农村那时娱乐方式奇缺。
放映员用一台或两台老式的放映机放映，用一台放映时每集中间总会停几分钟换片，用两台放映时上下片进行恰当的衔接就可以避免这种现象。幕布是临时挂起来的，或者挂在适当的两棵大树中间，若没有合适的还要另立两根大木杆子，有时风大，幕布要牢牢地系紧，因为是露天电影，下大雨当然就没法放映了，这会成为我们小孩子最遗憾的事。而一般的小雨，放映都不会停，犹记得小时候顶着毛毛雨看电影的幸福感觉，现在躲在星级影院看电影的感觉绝对无法与之相比。
幕布是透明的，前后看都一样清晰，看背面我们那儿叫看反面儿，除了字是反着的，人物场景倒是不受影响。看露天电影去晚了，正面的有利地形都让人占尽或者坐满，宽绰地坐在幕布后面看反面儿也不失为很好的选择。而一些青年男女却喜欢躲在人群之后，躲在边缘黑暗的地方看电影，也许那些反复看过的电影对他们早已失去了吸引力，吸引他们的，是异性。有些爱情就是从露天电影场开始的，有些能开花结果，但大多数不了了之，山村停留在古老的媒妁之言的时代，这段爱情将成为他们各自内心深处隐密的甜蜜和酸楚。唉，那些美丽的长辫子，那些健壮的小伙子。
这些年偶尔回家，很想再看一场童年的露天电影，却听说那两位电影员早改行做起了生意，露天电影早已没了。娱乐方式也逐渐多了起来，至少每家都有电视机，也安装了有线闭路系统，而曾经印满我们的小脚印的乡间小路也不多见了，都改成了平坦的柏油马路，外面的世界离村子越来越近，那些遥远的喧嚣着的花花世界像涌上来的海潮，用不了多久就要淹没我的故乡。我怀念露天电影，它曾经给我们这些山里孩子许多梦想，给我们对面世界模糊的认识，给我们求知的欲望，给我们远行的勇气。但我现在不知道我们走出大山，远离大山的淳朴是否正确，是回归大山做庄子梦里一只自由蹁跹的蝴蝶还是困在都市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苦苦地求索呢？
然而，露天电影没了，山村已不是我儿时的山村，我的童年被岁月轻率地抹去，永远无法找回了。